梦回定香寺

 

 

梦回定香寺 

 

 

1973年,这是我的生命中注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那一年,蓬溪县文井区那所鲜为人知的“定香寺”里,聚集了来自全县的100名知识青年,他们是自文革以来恢复考试制度后首批录取的蓬溪师范学校的新生。

62名男生38名女生,穿过那一个迷茫的时代,迎着共和国恶梦醒来的晨曦,用青春的激情在这个破旧荒凉的寺庙里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读书生涯。

庙宇唯一的殿堂,从中间一分为二,便是一班和二班。

除了如饥似渴的求学,还有繁重的劳作。同学们轮流去八里地以外的文井街上挑水挑煤,去五里地以外雄伟的高峰山上开荒种地。晚上就着摇曳的煤油灯上自习,然后躺在“床”上和睡在旁边的闺密说知心话。

所谓“床”,其实是木板楼的房间靠墙一边用稻草铺就的一溜通铺。每个同学把自己窄小的棉絮和床单挨着放上去,就相当于划地为

床了。靠脚的那头,是自己简陋的箱箱柜柜,一路摆过去,正好形成

“床”的围栏。

常常躺在这样的地铺上聆听对面男生楼传来的二胡琴声。两根琴弦和马尾弓在黑夜里摩擦出清澈空灵而又婉转悠扬的旋律。时而凫凫低回,时而绵远悠长,如泣如诉,似乎流淌着一个无比凄美的故事。

那时,收听了“美国之音”叫做“收听敌台”,这是罪名。尽管作为学生已经脱离了那个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但是人们僵化的极左思维却决定了这阴影还在他的周围也在他的自身延续着。尤如刚从一场烈火中逃生又看到身边还在冒着烟雾,人们避之犹恐不及。于是,那琴声里便写满了忧郁和孤独。让人深思,让人心碎。

直到现在,每每回想起在那个寺庙里的日日夜夜,那声音还总是萦绕在耳边,成了这一段人生纪录片里占有主题地位的背景音乐。

听听敌台,向往一下梦一样的自由也就罢了,可有一个同学却偏偏还给“美国之音”写去一封信,大发“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幽情。

这可了得!别说那个刚从文革时期无限上纲中过来的年代,就是现在也肯定脱不了干系。他的这封不具备任何加密神功的叛国投敌邮件轻而易举就落入了恢恢天网,自然就成了无法饶恕的罪行。

后果可想而知,我的这位同学随即便被刑拘。100名同学变成了99名。

这个事件给这个小小校园增添了紧张和神秘的气氛,也给刚刚到校不久的同学们敲响了一记沉闷的警钟。珍惜学业埋头读书便成了唯一的本分。

很喜欢音乐课。像在干涸的沙漠里找到了一泓清泉一样如饥似渴的学习乐理和简谱,直到今天深受裨益乃至终生也会受用。音乐老师那浑厚的男中音总是磁石般吸引着我们这一群只听过《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及八个“革命样板戏”的青年男女。

很投入地学拉二胡。看老师的那位得意门生行云流水的示范演奏,犹如崇拜英雄般的入迷。只要一坐下就神经质般地晃动手腕练习运腕,把右手拇指和食指卡在左手腕上练习揉弦,拐动右手腕练习运腕,有时甚至连走路也在下意识地挥动着胳膊。后来有了一点进步,还偶尔混在学校宣传队的乐队里当一回南郭先生。

直到后来都教书了,当时学琴的那把二胡还一直跟随我挂在卧室房间的门后。看到它,似乎就看到那琴筒里装着的满是定香寺的故事,等待着我去重新奏鸣,去牵引出那一段如歌的岁月。

晚自习做完作业就开始没完没了地抄歌单,这就给坐在我旁边的男生提供了献殷勤的机会。人家一首一首很认真地抄,字体娟细,排列工整,很是养眼。我就一次一次很认真地说谢谢,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一来二去,人家就悄然滋生出一种很微妙的情愫。

而当时,我的心却全然不在于斯。

在那个青春蒙昧的岁月里,置众多追随者于不顾,我却剑走偏锋,在心里默默关注着那一位有着忧郁的外在流露和看破红尘的消极情绪的男孩。

他很矜持,言语不多,似乎只对胡琴倾诉心声。在我看来,他那犹如王子一样高傲的外表,掩饰的却是内心对周遭的排斥和忧怨。而越是这样越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探秘意识不甘罢休。后来得知他也是一路坎坷摔打过来并有着深深的创伤时,我这有着黑色家庭背景的人,自卑感里就有了几分惺惺相惜的共鸣。

后来通过在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接触,我更为他出众的才华所倾倒。他虽然说不上英俊,但却有一股无法藐视的非凡气质。他虽然并不热情,但冷峻之中却掩藏着不易察觉的细腻。很多时候,透过他不经意的眼眸,可以窥见他内心的炽热和真诚,尽管那是非常吝啬的。

后来,当我知道他有一位和他患难与共的未婚妻时,我曾莫名地感到失落,像突然在心里灌注了一盆冰棱,整个心冷浸到似乎麻木。继而羡慕他的那个女人,钦佩他的为人。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暗恋,虽有朦胧中的几分甜蜜,但更有虚幻中的几分生涩。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感觉。这内心深处的隐秘,未曾萌芽,便已湮灭。至今,没有人知道。包括他。

学校毕业后,跋涉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注定尤如两条相距并不遥远的平行线,可以对视却无限延伸永无交点。

命运捉弄人。我所钟爱的,他是别人的;真情爱我的,他是徒劳的。而最终,我竟然走火入魔般以一种畸形的矛盾心态去接受了一个把我的爱情送上断头台的人。从此酿成悲剧。这已是后话。

也难怪读书时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男女之间一不小心就会擦出点那什么火花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隐秘深藏在心底,笑看同学之间的小戏,便成了一件乐事。

男同学总喜欢帮女同学提水,女同学就帮男同学洗衣服。次数多

了,被好事的同学一取笑,就成了校园花边新闻,对当事人的恋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到后来,还真成全了好几对,至今岁月静好琴瑟和鸣。

而有的尽管双方爱得死去活来,却没有张生和崔莺莺的勇气,无法摆脱当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下的婚姻,有的甚至是军婚。最终也只能各奔东西,抱恨终生。把这一段浪漫的罗曼蒂克爱情故事埋葬在后来事业的奔波和生活的柴米油盐之中。

有的属于一厢情愿的就更难说了,这边厢是痴痴地爱,大胆地表白,那边厢却无动于衷,最终只留下双方的苦恼。这样的故事总是很多,到后来有庆幸,也有遗憾。这都是缘分。

而有一个男同学就更惨了。由于喜欢一个女生,用言语已无法求得女生的青睐。执着而又痴情的他,便勇敢地给女生写去一封书信表达自己的海誓山盟。没想到这女生却去校方举报了他,这封信便是铁证如山。

校长本来就是一个有点神经质的老头,平时视学生为大敌,深怕像“独怆然而涕下”那位同学再给他惹出什么祸事。对于男女之间互送秋波,那都是绝对禁止的,更不用说鸿雁传情了。出了这事,当然又是如临大敌。立即召开教职工紧急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这封书信。并严肃批评了女校医和女职员,说她们管理和保护女生失职。从此,女校医就把她的寝室搬到了女生楼的门口。密切注视女生宿舍的一切动向,深怕校方在这里一不注意成了外公外婆。

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是这个袖珍校园里最具活力也最凝聚人气的队伍。排练文艺节目似乎就是音乐艺术课的实践和延伸。舞蹈、歌剧、表演唱,什么文娱形式都有。

几把二胡就是乐队。

经常打着火把或提着马灯在各个集镇或农家院落去演出。

舞台很小,一般都是区上开大会的主席台。没有电灯,头顶挂一至两盏煤油汽灯,煞白透亮,就是最好的舞台。如果是在很小的生产队去演出,舞台就是生产队的晒坝,或者干脆就是农民的院坝。

每到一处演出,总是会聚集方圆好几里的老百姓来观看。

没有主持人一说,我就是报幕员。我那操着正步正儿八经上台报幕的形象,被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渴望的目光仰视着,极大地鼓舞着我的自信心,满足着我的成就感。那富有民族特色的舞蹈“大连山上红旗飘”,那歌颂人民公社互助友爱的小歌剧“好媳妇”,还有由两个女生上演的俏皮相声“战歌”,等等,每一个节目都是那么别开生面,欢欣鼓舞,迎来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特别是作为经典保留节目的压轴舞蹈“抗旱新歌”,最能引起当地农村百姓的共鸣。那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四川民歌和充满乡土情趣的舞蹈形体语言,构成了一幅幅田间劳作的逼真场面,引起台下阵阵唏嘘和喝彩。直到落下帷幕,观众们还久久回味,不愿离开会场。

晚会结束,乘着月光,敲锣打鼓从演出地步行回到定香寺。那一带远近十来里蜿蜒的乡村公路上,便留下我们一串串青春的足迹,飘荡过我们无数欢乐的歌声。

一路上总是叽叽喳喳对刚才的演出来一番回味。谁谁忘了词儿,灵机一动,信手拈来一句补上,还真天衣无缝;谁谁跑错了位,急得其他舞伴直瞪眼等等。就这么嘻嘻哈哈说着笑着,回到学校已是夜半时分。忘记了什么叫累,把自己的欢乐和百姓的掌声全都带入梦乡。

这一切,十三年了,虽然在疲于奔命的生活磨砺中积累着日益丰富的人生阅历,可是,却怎么也无法淡忘青春岁月里短短两年的学校生涯。

共和国的命运捉弄了我们这一代。我没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围墙内的学校念书,唯有定香寺的时光是时代给予我的十分吝啬的补偿,也是我一生中关于校园关于青春弥足珍贵的美好记忆。像一首经久不衰的歌,时常在我的梦中吟唱。

 

                                         1988.02.01

                                     同学来访后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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