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子湾的岁月

 

 

磨子湾的岁月 

 

 

 

知道刘伯妈因股骨骨折在市中医院住院的消息,我立即去了医院。伯妈的儿子和孙女好几个都在那里。我问明了一些情况,又向医生了解了她的病情,然后委托在医院工作的弟弟和护士长悉心关照。

这位刘伯妈,得从三十年前说起。

那一年,有一个叫做“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还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于是,所有刚刚念完书或正在念书的知识青年们便如同浩浩荡荡的大军,开往边疆,开往农场,开往农村,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挥洒在那一段如梦如歌的岁月里。

我,就在其中。

刚满十六岁,我就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龄。父亲当时背着“反革命”的黑锅,祖父又是“地主分子”,当然不能回老家落户。父亲就托人联系了远离城市的明月区太平公社的一个生产队,让我到那个举目无亲的乡下插队当农民。

这是一个拥有良田沃土山青水秀的地方。生产队散开在一道山湾里,湾的上下两头有两个大院,上面一个叫磨子湾。下面一个叫老房子。中间还有几个小院落,环抱着一个偌大的堰塘,这就是当地著名的莲花堰。

这里举目无亲。小小年纪刚从城市来到农村,一切都不适应。

白天干完活,回到屋子里已是全身心的疲惫。晚上不敢出门,自己便关起门来就着忽明忽暗的灯光看书。这样就可以忽略周遭的一切动静,既为自己壮胆解闷,也为自己少年辍学补充一些书本知识。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我老家一个远房的大姑在磨子湾背后的山那边一个叫爬海夹的村庄里教村小学。大姑知道我在这里插队落户的消息,便常常托人传书带信,叫我去她那里串门,以解想家之苦。

有时找不到人捎口信过来,大姑就会托人在山丫口上用“通讯完全靠吼”的声音喊叫:“喂!磨子湾那个知青妹崽,爬海夹的张老师喊你收了工去吃夜饭....喂!磨子湾那个....”。

不管我听到还是没听到,总会不断有人象传声筒那样把这句话一个传一个传到我的耳朵里。于是,我就满怀期待地盼望着收工的那一刻,然后蹦蹦跳跳去大姑那里享受一个幸福的夜晚了。

每次去了以后,大姑总是对我嘘寒问暖,然后把她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吃的最好的东西煮给我吃。临走的时候除了各种叮咛,还要叫我带上一碗好吃的菜肴回去。到了下一次,我再把空的碗带过去,然后又把美食带回来。

生产队安排给我一间闲置的大约二十来个平方的房屋,那是一个小院落里最靠边的一间。我的隔壁是一个母子二人的家庭。男子叫胡延厚,因为神经有问题,人称厚疯子。

厚疯子人有些疯癫,而且母子二人家境十分贫穷,自然是娶不上媳妇的。厚疯子挣工分养活母亲,只能勉强解决吃饭问题。他们母子二人只有一间床,像流浪汉的地铺一样,床上的棉絮破烂不堪。

这个不谙世事见人就爱骂的“疯子”,经常半夜骂他的母亲。我常常听到隔壁老太婆哭天喊地的呼叫和平时咕咕哝哝自言自语的抱怨,也听不清她都说些什么。

刚来的时候,我看到隔壁这个“疯子”就害怕,连门也不敢开。到后来,我发现这厚疯子不但从来不骂我,而且总是一脸和善的笑容,没有一丝邪恶。倒是那老太婆,常常把我晾晒在房前屋后的柴禾顺手牵羊地带回她的家中。我明明发现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想到这母子二人的可怜,也就常常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厚疯子隔壁是他的二嫂,因为他二哥在马尔康伐木挣钱,二嫂就带着两个孩子在家过日子。

二嫂隔壁是生产队妇女队长胡延秀,丈夫早逝,她就独自带着一儿一女过着寡居的生活。这人虽说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心里却是一个有着很多鬼算盘的女人。每每她来到我家,对我先来一番恭维溢美之词,接下来你就知道她要说什么了。借钱、借粮、借油、甚至借火柴那就是常事了。而且借钱三毛五毛的,从来不提还的事。在当时,父亲给我的零花钱也就每月两元三元的,所以,她的每次光顾都总是让我十分头疼。

不过,这样的女人在磨子湾一带也是少见的。农村的妇女大都很纯朴。她们除了拼命挣工分就是带孩子、做家务、受男人管束,没有别的任何奢望。在她们的心里,只要有吃有穿,不让孩子饿着冻着就满足了。

更多纯朴善良的乡亲们,和我素不相识,却像亲人一样给予我极大的同情和关心。

特别值得回顾的便是刘伯妈这一家子。在我最困难和最无助的时候,他们伸给了我援助的双手,是我三年多知青岁月里最有力的支持和最温暖的依恋。

刘伯妈住在磨子湾,她的六个儿子有五个都在外面工作,身边只有老四两口子。因为外面的儿子经常轮流接她去玩,所以她是这个生产队见多识广的一位老人。加之家底殷实,为人厚道,在生产队很有威望。少辈们都称她为伯妈,称他的儿子为四哥四嫂。

刚去农村,人地两生,农活也什么都不会。伯妈怕我想家,便常常叫四嫂来接我去他们家小住几日,让我时常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并且教给我很多农村生活的经验,让我慢慢适应这里的劳动和生活环境。

平时他们家只要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总是叫上我去和他们一起改善生活。那些年难得一次的打牙祭自不必说了,哪怕就是吃一顿尝鲜的凉粉,一顿稀罕的红苕丸子也少不了请我去一起吃。还经常把好吃的东西给我送过来,让我很是感动。

那时候生产队实行大寨工分,每天干农活由队长排工调工。我每天和所有女社员一样,除了锄草、翻地、捡棉花等轻活,连插秧、挑河泥、挑粪上山等重活都要干。女劳力最多的每天挣八分工分,最少的老弱病残四分或者五分。每次评定工分的时候,我不懂得去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四哥和四嫂为我据理力争,让我这个城市来的黄毛小丫头和他们的女社员一样同工同酬不至于吃亏。根据我的劳动强度,使我能挣到每天六分的工分。

在派活时,四哥四嫂也常常帮我呼吁,尽量让生产队给我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干。每年种棉花的季节,四哥还为我争取到和他一起为棉苗喷洒农药的活儿。两人抬着一个农药桶,一个人在后面使劲压喷雾器的泵,一个人在前面拿着长长的喷头往棉苗上洒。干这活儿一般都是两个人前后轮换。而四哥却从来不让我替换,总是他在后面压泵,把在前面拿着喷头的轻松活交给我。而且还总是尽量把抬着的农药桶往他后面移,这样我肩上的重量就会轻很多。

那时乡下很缺柴禾,生产队就把山上的茅草按人头划分给每个社员家庭,这个叫分柴山。我去了以后也分给我一块柴山。待茅草长成后,家家户户就到了砍柴的季节。而我刚学会用镰刀,砍柴很吃力,更不会背农村那种比人还高出许多的叫做“背夹子”的驮运工具。每每到了收割茅草的季节,为了防止别人偷砍我的柴草,四嫂便总是帮我把柴山的柴草收割完,然后用背夹子一背一背给我背回家。

正是有了伯妈这一家子对我的悉心照顾,才使我在那个冷酷的时代,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依偎取暖的感动。

还有老房子院里那个纯朴的刘大婆,也常常把他们家好吃的东西给我送来。他的二儿子胡延仿,按照他们那里的辈份,虽然属于长辈,但他在公社学校念过几年中学,在当时就叫做回乡知识青年,在农村也算秀才了。每天傍晚收工,大家凑在莲花堰边洗脚,常常听他讲起在学校读书时的情景,于是便似乎有了文化相通的共鸣。

后来,在离开那里大约六年后的一天,已经是教师的我还在县汽车站遇到过他。他说他现在在家乡开拖拉机,进城买完东西正准备回去。我给他买好车票,送他上车,他很感激。回想起在乡下的那段如歌的岁月,得知乡下那些人和事的现状,让我很是一阵感慨。

在农村一干就是三年多,这期间,眼见得很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陆陆续续回城了。那时蓬溪刚建立红江丝厂,在我周围生产队插队的好多知青都被招进厂里去了。而我却因为属于黑五类的子女,每次生产队和大队推荐插队知青进工厂我都会被公社政审掉。

眼见得别人家的子女一个一个回城,我的父母很着急,也很无助。万般无奈中,母亲还花钱买了一段当时算是很高档的“的确良”布料,亲自步行来到我的乡下,悄悄送给公社党委书记,以为可以让她的女儿得到批准回城工作。可是,书记把“的确良”做成衣服穿了,我却仍然回不了城。

我常常站在生产队通往公社去的丫口上眺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一纸通知轮到我回城和父母团聚,或者轮到我到工厂去做工。

一直到1973年恢复考试制度,各地中师中专开始通过文化考试录用学生,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专录取线。由于蓬溪县刚刚新建了师范学校,县教育局出于本位考虑,把一批包括我在内的成绩优异的考生留在了这所学校。

就这样,我进入了自己人生重大转折的新时期。

然而,三年多的知青生活,却常常在思忆中,在梦乡里,从来未曾忘怀。从老房子到磨子湾这一块青山绿水的小天地,为我的人生写下了一段深刻的阅历。感知了人间百态中最善良最纯朴的情感,成为影响我一生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尤其值得我怀念一生的,便是善良、忠厚的伯妈、四哥、四嫂这一家子,我将永远把他们当作恩人。参加工作后,我多次回到太平公社的磨子湾—— 我的第二故乡去看望伯妈、四哥、四嫂以及那里的父老乡亲。有两次还特别带上我的儿子,去见识那个他的母亲曾经抛洒青春艰辛奋斗过的地方。

    今天,当我第四次去医院看望伯妈时,听医生说伯妈已经做了手术,而且手术很顺利,我也就放心了。

好人一生平安,伯妈一定会好起来的!

 

                                          200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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