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已在天上。却也一直在我清晰的记忆和深深的思念之中。打开素笺,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诲,他的慈祥可亲便跃然纸上。此时,铺满了我的字里行间。

我的祖上一直有着良好的家风。

太祖爷爷叫迎春公,解放前拥有很多良田沃土。因为家底殷实,为人厚道,在老家那一带很有名望。

我的太祖父成年后,迎春公便把家业交由太祖父操持,他自己便过起了乐观洒脱的晚年休闲生活。因为风趣幽默,乐善好施,潇洒不羁,当地人便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张幺疯子”。

张幺疯子每逢出门,总是叫我的太祖父拿钱来。太祖父遵命,立即唯唯诺诺拿出几摞铜板码在桌子上。他便用一个长条的布袋装好搭在肩上,乐颠乐颠地去赶场。沿途见到穷苦人家的孩子或乞讨人士,总是随手施舍几个铜板。然后悠哉游哉去茶馆喝茶。到下午回来,囊中已是空空如也。待下次上街赶场,如法炮制,儿子继续给钱,他继续施舍就是了。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太祖父除了经常拿出银两交给太祖爷爷施舍穷困中的乡亲,还常常给家境不好的长工送钱送粮,每逢年节还摆开大锅饭菜请众乡亲过节。

从太祖爷爷张幺疯子到太祖父再到祖父,我家祖祖辈辈知书达理、正直厚道、关爱邻里、乐善好施,在当地都可算作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以至于后来我的弟弟谈恋爱时,弟媳妇是我们老家相邻的文井场新胜乡人,老丈人得知我弟的家世,便不无欣慰,说既然是张幺疯子的后裔,无须考察,完全放心。

到了我的祖父这一辈,因为对家产对土地的忠诚,祖父身为一个旧川大的大学生却回到家乡固守祖传家业。从而在解放初期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仅无可奈何地成为了这份家业的终结者,他自己也被戴上了“地主份子”的帽子。尽管他的儿子我的父亲当时是赫赫有名的“蓬溪县土改工作团”团长,作为新中国的捉刀者,却并不能保卫自己的家业宽宥自己的父亲。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期间,小学的课本里(严格的说我只上过小学)非常沉重地告诉我们,地主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他们过去压迫和剥削农民,解放后还偷人民公社的海椒,还掐死了少年英雄刘文学。于是,我幼小的心灵也曾经对这个戴着“地主份子”帽子的祖父有过哀怨。似乎觉得这对于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脖子上还系着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红旗一角的我来说,是一个耻辱。

是小学刚刚毕业后经历的那场旷日持久的疯狂革命教会了我一些观察事物的能力。一旦懂得一些人世,我便为自己曾经的幼稚无知惭愧甚至内疚。

我的祖父和他的上辈们一样,历尽艰辛创业守业勤俭持家。解放前祖父总是身体力行,坚持下地干活,从来不是好逸恶劳不劳而获之辈。他的厚道慈悲,为善乡邻,在当地也是闻名遐迩。这些在我的心里完全颠覆了教科书上描绘的地主阶级的万恶形象。

祖父对雇工十分厚道,常常接济他们于危难之际。其中有一个叫冯大娘的常年保姆后来丈夫去世,独生女儿出嫁,祖父和祖母便一直视其为家人。直到解放后冯大娘成了五保户还一直侍奉着她,直到为她养老送终。延续到我们这一辈,每次回家扫墓也是必然要去祭拜这位冯大娘的。

祖父儒雅博学,非常慈祥。

记得我和弟妹们上小学的时候,每到放暑假,父亲总会把我们三姐弟送到乡下祖父那里去度假。

那时候,祖父已是花甲老人,却天天坚持在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里干农活挣工分。什么车水、担粪等重活脏活样样都干。直到晚上天已黑尽才扛着锄头收工回家。

这时,祖母和幺爸在厨房作饭,祖父就和我们一起,教我们唱歌。那支“溜溜溜工车,溜溜溜工车,溜工溜工车工车,上车上是河,河是河”的曲子,至今在我们姐弟中还非常熟悉。有时候祖父吹着洞箫,我们就唱“小朋友,我的小朋友,我们都是好朋友。哥哥弟弟一起来,大家搀着大家搀着大家搀着手。一步一步向前走,求学不要落人后”。就这样唱着笑着,直到祖母叫我们吃饭。

晚饭后,我们在院坝里乘凉。祖父拿着一把大蒲扇,在我们身旁轻轻摇动着驱赶蚊虫。我们睡在一张用蔑竹编成的凉床上,仰望着天上的星星和月亮,倾听着祖父轻声细语地讲述。

他给我们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又讲“人之初,性本善……”。既讲“程孟宗哭冬笋”等二十四孝的故事,又讲“宁亏已莫亏人”、“害人终害己”等纯朴做人的道理。他曾经还把“西游记”从小石猴出世到前往西天取经的长篇故事从头到尾一回一回讲给我们听。每天晚上,我们都在祖父那摇篮曲般的讲述中带着甜美的微笑进入梦乡。

在我们的心目中,祖父的知识太渊博了,他仿佛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什么都知道。他又像是一部收音机,拧一下频道就会讲一则新的故事出来。他的声音一点儿也不像一个花甲老人那么喑黯,在我们听来,总是那么柔和那么甘甜。象一条潺潺小溪缓缓地流动着,给我们那渴望求知的幼小内心注入了一泓清澈的甘泉。让我们懂得了做人的哲理,也使我们向往着神话般的未来。

如果说我们姐弟后来还能够认认真真读书,堂堂正正做人,兢兢业业做事,拳拳孝心敬老的话,那么,祖父从小给我们的教诲无疑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躲避武斗,父母又把我们送到乡下老家去。祖父虽然戴着沉重的“地主”份子帽子,常常被公社叫去训话,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乱说乱动”。可他仍然默默地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这一场史无前例突如其来的革命,祖父常常在暗地里提出质疑。

有一次,他看到报纸上“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检阅了红卫兵的报道。他叹口气,看看四下无人,摇摇头不屑地说:“最”这个字本身就是程度到了极点,这里用这么多“最”,哪一个“最”才是有效的呢?不无幽默地讽刺着当时大树特树个人权威的那一出出闹剧。说完还再三叮嘱我不能在外面乱说,不然要杀头的。

祖父一生慈悲为怀,自己却相当节俭。记得有一次,父亲把祖父接到城里住了几天。回乡那天,父亲叫我陪祖父一起回乡下去,并给了祖父两元钱作为回家后的生活零用。祖父接过钱,小心翼翼地插进了当时那种大面襟长衫的贴身口袋里。谁知到家时,祖父却发现口袋里的钱不见了,把长衫脱下反反复复捏了无数个遍。他当时就急了,说这么多钱太可惜了,如果干活要干多久多久才能挣到这许多钱啊。我一再安慰他,叫他算了,说以后叫父亲再给他一点。可他硬要返回路上去找,一直来回十来里地找到石门桠。可是哪能找得着呢?接下来的好几天,祖父总是提起,一直为丢失的两元钱惴惴不安。

祖父去世已经十来年了,他是因中风半身不遂后去世的。当时城市条件都很差,更不用说农村了。病重期间,祖父也没有享受到应有的营养和医疗。到后来,他的身上都长了褥疮。我的父母回去看他,他在痛苦万状中还在问:“毛娃(我的弟弟)读书了没有哇?有不有人打他,欺负他啊?”

听父母回来讲到这些,无法形容的痛楚使得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就是若干年后的今天,想到这里,这种心痛也不减当年。如果祖父能够健康地活到今天,他会享受到电灯、电视、汽车、火车以及这个世界的一切美好,也会幸福地拥有儿孙们的爱戴和孝敬,那,该多好!

可是,在我参加工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之前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今生最终没能为祖父做一点自己能做的事,没能尽一点自己能尽的孝心,每每想到这里,心里便生生地疼。这种遗憾,也许会伴随我的终身。

                                           

198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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